澳大利亚“对话”网站11月28日刊发题为《COP27虽然令人失望，但就国际气候政策而言，2022年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的文章，作者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资源、能源和环境法中心研究员凯瑟琳·莱克。全文摘编如下：

今年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全球气候谈判令人失望。特别是国际社会对地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承诺仍只是勉强维持。

但希望并未破灭。事实上，就国际气候政策而言，2022年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它标志着世界最大的几个温室气体排放者——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在面临经济和能源冲击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发生了转变。

过去，当各国政府制定应对全球性危机的政策时，气候行动被推到次要位置。但今年，在俄乌冲突、通货膨胀和能源短缺不断加剧之际，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复苏计划的核心。

这表明气候行动和经济稳定不再被视为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相反，各国政府意识到它们是可以携手并进的。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指出的，这代表着全球气候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迈向未来的飞跃”。

俄乌冲突破坏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并造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加剧了全球通货膨胀。过去，这样的冲击会促使各国政府采取相当狭隘的政策应对。

令人鼓舞的是，2022年见证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时把气候变化放在优先位置。

为什么？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与日俱增，而与气候相关的灾难也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成本持续下降，能源安全和全球竞争力仍是人们的重大关切。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欧盟就采取了“冲向天然气”的行动，以取代俄罗斯的供应。这引发了人们对气候行动将被推迟的担忧。

但欧盟此后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为工作的核心重点。5月公布的欧洲能源供应调整计划把清洁能源作为解决所谓成本、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能源三重困境的办法。

美国今年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其《通胀削减法案》把清洁能源投资置于应对生活成本危机计划的最前沿。政府将投入至少369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计划，以降低能源开支。清洁能源将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和赠款等措施融入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一投资令一位观察人士预测“气候经济即将暴涨”。

通过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协调一致，政府将商业活动从风险转向机遇。

本月，拜登政府更进一步，提议主要政府供应商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设定有科学依据的减排目标。气候变化也在美国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司报告要求中被考虑在内。

那么，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情况如何呢？

中国政府已经公布计划，要求具体部门将经济与能源安全以及低碳增长相结合。

今年7月，政府公布了城镇化和农村发展的减排蓝图。它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措施，以提高建筑物能效，实现建筑物和交通系统电气化，以及在新建工厂和公共建筑上强制安装屋顶太阳能装置等。

中央政府还与省级政府密切合作，制定了到2025年使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增加一倍以上的目标。

在印度，中央政府今年公布的国家电力计划以清洁能源为核心。这意味着，未来10年，印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激增250%。

印度政府还出台了有利于建筑物和交通系统电气化的政策——这与此前天然气在未来能源供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策不同。

分析认为，上述系统性变化可能意味着欧盟、中国和印度超出了它们目前在《巴黎协定》中所作的承诺。

这是好消息，但全世界仍任重道远。气候行动必须深深植根于所有国家的政府政策以及现有的经济和能源体系之中。这绝非一项轻松的任务，但实现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转型是必要的。

2022年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斯政府已着手实施比前政府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议程。欧盟和美国最近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前进道路上的经验教训。